宏图优配从哈密到喀什：两块石碑见证左宗棠收复新疆伟绩

编者按宏图优配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出品，由湖南金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湖南金鹰纪实频道）摄制，湖南省广播电视局、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中共哈密市委宣传部、中共湘阴县委、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自8月4日播出以来，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与广泛讨论。近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涟水河流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超平撰写题为“从哈密到喀什：两块石碑见证左宗棠收复新疆伟绩”的评论文章。评论认为，纪录片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创新的叙事手法、精良的制作水准，真实地再现了那段震撼人心的历史壮举。而在荧幕之外，“左宗棠碑”和“明约路石碑”虽缄默无言，却也是左公西征路上“寸土必复”最坚毅的铁血见证。本文将从哈密与喀什这两块沉默而铮铮的石碑出发，与大家一同回溯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现将全文刊发如下：

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热播，如同一石激浪，将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重新推入大众的视野，引发了跨越时空的共鸣。该片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创新的叙事手法、精良的制作水准，真实地再现了那段震撼人心的历史壮举。而在荧幕之外，“左宗棠碑”和“明约路石碑”虽缄默无言，却也是左公西征路上“寸土必复”最坚毅的铁血见证。本文将从哈密与喀什这两块沉默而铮铮的石碑出发，与大家一同回溯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清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在左宗棠的直接指挥下，刘锦棠率领以老湘营为主的清军，克服重重困难，不畏艰难险阻，收复了被阿古柏外来政权侵占13年之久的新疆天山南北，并于光绪七年（1881）收回了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大部分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英国、土耳其和沙俄觊觎我西北边疆的图谋，极大巩固了西北边疆。

根据“先北后南”的方针，刘锦棠率领以老湘营为主力的清军，不畏艰难险阻、严寒饥困，相继发起了收复北疆之战、收复吐鲁番之战和收复南疆八城之战，驱除了阿古柏入侵政权，解救了几十万被奴役的各族人民，收复了新疆南北的广袤土地。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鉴于纪念一些重要的事件，当时刻制了一些碑铭，成为见证那段历史的宝贵见证。但由于多种原因，幸存下来并对外披露的碑刻数量十分稀少。迄今，仅有哈密“左宗棠碑”、喀什“明约路碑”两碑。

一、哈密的“左宗棠碑”

哈密，位于新疆东部，与甘肃肃州（今酒泉）为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的行营，先是设于肃州宏图优配，光绪六年（1880）春，移驻哈密，以便靠前指挥收复伊犁的行动。五月初八日抵达哈密后，他召刘锦棠前往会商军事，部署收复伊犁之战。在此间驻扎了近半年时间后，左宗棠交卸钦差职务给前敌总指挥刘锦棠，启程赴北京。

“左宗棠碑”于1988年发现于新疆哈密市柳树泉农场脱呼齐村西南约20米处。碑体已缺损，残高77.5厘米，宽49.5厘米，厚30厘米。因仅存部分碑文，内容不全，故哈密当地仅根据其铭文大致内容而定名为“左宗棠碑”，而《哈密地区文物普查资料》将其称为“左宗棠西征碑”（见图）。

（图片来源：石榴云）

碑文的内容，是左宗棠的助手李云麟记叙嵩武军的统帅张曜为配合刘锦棠进军北疆，而在天山通道的险要路段加设扶栏之事。该项基建工程在防护人、车安全的同时，保障了进军新疆部队的运道通畅。

早在同治十三年七八月间，张曜即受左宗棠之调抵达新疆哈密，先行驻军并屯垦，为后续大军的到来作准备。张曜在哈密的屯垦是卓有成效的，一年后，左宗棠满意地奏报了张曜的成果。

综合来看，“左宗棠碑”（或“左宗棠西征碑”）揭示的是张曜在哈密驻扎期期间的功绩，是他积极而坚决执行左宗棠战略决策的宝贵见证。

二、喀什明约路纪功碑

喀什，是南疆的重镇，被阿古柏入侵政权长期占踞，民不聊生。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77，12，17）夜，由于原被迫降于阿古柏的清军新疆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反正事泄，先期夺取汉城，遭到伯克胡里（阿古柏的次子）、白彦虎的竭力围攻，危在旦夕。前敌总指挥刘锦棠获悉后，遂决定改变作战计划，先救援何步云。以余虎恩、黄万鹏为主力，不顾严寒，迅速攻克了喀什噶尔。

十四日（1877，12，18）拂晓宏图优配，清军马队自捷径阻截逃敌，步兵继进，在喀什以西约 50 公里处的疏附县明约路（今为疏附县木什乡明尧勒村）激战，除了伯克胡里、白彦虎逃脱外，阿古柏的妻妾、子女及余小虎、马元、金相印父子等千余人被俘，并缴获大炮 11 座，铜炮百余，战马 1 万余匹。至此，作为外来侵略者老巢的喀什噶尔被攻克，盘踞新疆达13年之久的阿古柏政权被铲除。

“明约路”是维语，意思是一千公里，据说是从该处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安集延市的距离。“牙虎柏”即阿古柏，维语叫“默罕默德·牙可甫”，或称“艾米尔阿古柏”，清官方文献常作“帕夏”或“安酋”。

战后，为将此战昭示后人，刘锦棠命人于明约路战场刻石立碑。由于此举不见于任何奏报，因此这块见证标志性一战的石碑长期无人知晓，直到1985年被重新发现，今存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

因石碑长期在野外严酷环境下，经风蚀水侵，近两百字的碑文已有部分难以辨识，故馆方用3D打印技术复制一件供展示，命名为“明约路石碑”，实际上应是纪功碑。碑高1.35米、宽0.77米、厚0.14米（见图）。

（图片来源：石榴云）

喀什噶尔这一战，具体参与者是刘锦棠麾下老湘营的主将罗长祜、余虎恩、谭拔萃、黄万鹏四人；董福祥麾下回军张俊一人；张曜麾下嵩武军姚庆恩一人，他也是张曜的妹夫。

刘锦棠（1844-1894），族名显谟，字毅斋，湖南湘乡人（今湘乡市山枣镇城江村）。咸丰四年（1854）四月，刘锦棠10岁时，其父刘厚荣因伤死于湘军水师岳州之战，不久母亲改嫁，刘锦棠由祖母抚养成人。17岁时，他加入叔父刘松山率领的老湘营，同治三年（1864）初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保举名单中。同治九年（1870）正月，刘松山在金积堡阵亡后，刘锦棠扛起老湘营统帅的重任，深得左宗棠的倚重。

自光绪二年初至光绪三年末，刘锦棠指挥老湘营及张曜、董福祥、徐占彪等军，先后收复了北疆、南疆诸城。以功封二等男爵，晋一等男爵。光绪七年正月，经与沙俄交涉收回伊犁。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二日，清廷正式决定新疆建省。次日，任命刘锦棠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十日，因病卒于里第。参加了喀什之战的罗长祜（湘乡人）、谭拔萃（湘潭人）、余虎恩、黄万鹏后来长期驻守南疆，罗、谭并病逝于此。

张曜（1832-1891），原籍浙江杭州。同治五年（1866），河南巡抚李鹤年为镇压捻军，在当地增募两军。其一由总兵张曜统带，称嵩武军。张俊、姚庆恩即该部成员。左宗棠调嵩武军入宁夏、征新疆，主要为湘军后路提供保护和支援，战后驻守喀什噶尔。光绪十一年调任广西巡抚，十二年调任山东巡抚。

董福祥（1840-1908），原为甘肃回军首领，清同治七年降于湘军统领刘松山，率部（董字三营）随征新疆。后任喀什噶尔提督，调任乌鲁木齐提督、甘肃提督等职。

此外，碑文撰写者是宁乡丁鹗，字仲篪，亦字翘山，晚号世再。同治八年（1869）随左宗棠、刘锦棠进军西北，曾办理老湘营营务处，并奉命出使俄国办理交涉事务，署甘凉兵备道。后充江南武备学堂督办。

据碑文内容可知，这是一块见证清军不畏艰险收复喀什噶尔的石碑，它实证了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国土分裂的危急关头，各族人民始终团结一心，不畏艰险，共御外侮，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而坚决斗争的史实。

战后，左宗棠根据刘锦棠的报告，奏请赦免了坚守喀什噶尔汉城14月之久的清军何步云等16名员弁。